物价或现温和上涨
经济向好，以及今年较低的物价基数，将推高明年的物价涨幅
文/徐连仲
从当前形势看，2014年我国经济将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增长态势，价格平稳运行有良好的宏观环境基础，但综合宏观、微观影响价格运行的因素来看，2014年价格上涨的压力将有可能大于2013年。综合各方面因素，总体判断2014年CPI涨幅将在3%左右，很有可能略超过3%，但总体上仍处于温和上涨区间。
经济向好抬升价格运行底部
展望2014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进一步增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变将进一步加快，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建设将进一步取得实质性进展，上海自贸区建设的不断完善将带动和辐射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经济将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首先，投资需求将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随着城镇化建设、棚户区改造、城市地铁、城际间铁路建设的加快，明年以国有投资为主导的基础建设投资仍将维持在较高水平；与此同时，今年以来，国家打破行业垄断，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扩大营改增试点，减轻小微企业负担等多项政策措施大大激发了民间企业信心和投资热情，三季度民间投资止跌趋稳，特别是东部地区民间投资恢复上升势头。预计明年，束缚非国有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将进一步移除，市场信心将进一步增强，民间投资热情将进一步激发。总的来看，明年投资将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其次，消费增长速度将稳中加快。今年前11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3.0%，为近10年来最低增速，但这是在前几年实施的家电、汽车节能补贴政策和“家电下乡”政策在今年相继结束，国家实施厉行节约、遏制公款消费措施等因素影响下的结果，较低的基数给明年消费增速的提升提供了更大空间。明年，随着政府进一步推进收入倍增计划，民众消费信心将有所增强，信息消费、休闲旅游、文娱健身、网络服务消费等新的消费热点的逐步形成将推动居民消费增速加快。
第三，出口实际增长将与今年基本相当或略有增加。今年，美国、欧盟、日本经济均出现微弱好转迹象，而明年世界经济增长可能好于今年。但欧洲和日本的复苏主要依赖于出口的增加，这将加大与我国出口的竞争，加上各国非贸易壁垒增加、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等因素，明年我国出口难以有大的起色，预计增长率与今年大体相当或略快于今年。
农产品价格将保持稳中上涨趋势
今年以来，食品价格对CPI的影响比上年有所减弱，而从食品构成的主要品种价格变化来看，预计明年食品价格对CPI的拉动作用将大于今年。
粮食价格将保持稳中略涨态势。今年，我国粮食有望实现“十连增”，加上国际主要粮食生产国粮食丰收，明年粮食乃至食品价格稳定有较好的基础。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机械灌溉、收割成本的增加，人工投入成本提升，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的提高，以及粮食与其他农产品比价效应等因素，都将推高粮食价格，预计明年粮食价格将继续保持稳中略涨的势头，涨幅与今年基本相当。
农副产品价格继续上涨，涨幅可能大于今年。首先，猪肉价格涨幅将扩大。今年前11个月猪肉价格比去年同期仅仅上涨0.1个百分点，这也使得明年上半年猪肉价格同比基数较低。根据以往猪价变化规律判断，2013年5月应是本轮猪肉价格的底部，目前猪肉价格已经进入新一轮上涨周期。此外，由于饲料、人工、防疫等成本的上升，牛、羊肉等替代产品价格居高不下，也将使得猪肉价格的底部不断抬升。因此预计明年猪肉价格涨幅将高于今年，将推升食品价格涨幅。其次，蔬菜价格涨幅可能扩大。今年前11个月，蔬菜价格同比上涨8.6%，明显低于近5年蔬菜年均12.6%的涨幅。这一方面归功于近几年菜篮子工程的持续建设和加强以及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也由于今年气候因素帮忙，没有出现大的灾害，且今年冬天气候温暖，11～12月份菜价环比出现连续下降。由于农产品价格的蛛网效应，今年蔬菜价格涨幅相对较低，农民种植蔬菜收益相对减少，即使明年天气条件与今年相当，蔬菜价格涨幅扩大的可能性也较大。
服务和居住价格将推升涨幅
由于产能过剩、供过于求，从2012年3月开始，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由正转负，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下游产品价格的上涨。今年前11个月，PPI同比下跌2.0%。但从今年6月份开始，在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国内需求有所回升、工业生产加快等因素的作用下，PPI同比降幅持续缩窄。预计明年PPI降幅将继续缩小到0.5%左右甚至可能实现转正，从而将会缩小对工业消费品向下的拉力甚至可能会转而拉升其价格涨幅。
此外，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将继续拉动服务价格刚性上涨；受房价上涨的影响，房租、建材等价格呈上涨趋势，将进一步拉动居住价格上涨。
综合工业消费品、服务、居住项目价格变化因素合计，预计明年影响价格总水平的作用也将大于今年。□
财税改革增强发展活力
营改增的积极成效已经显现，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期，要继续抓好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 实习生焦思宇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财税改革无疑是2014年经济工作的重要抓手。
从2014年1月1日起，铁路运输和邮政服务业将纳入营改增试点，至此交通运输业全部纳入营改增范围，营改增的试点范围正朝着有序扩大、政策进一步完善迈进。
这不仅会减轻交通运输业总体税负，促进流通行业发展，还将推动全国范围所涉及行业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进一步降低，使这一重大改革的红利持续显现。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对《瞭望》新闻周刊分析认为，随着营改增的持续推进，中央和地方在财税方面的分配将会进行调整。
在他看来，目前比较适宜作为地方税的税种，主要是增值税和消费税。增值税方面，需要提高地方分成的比例，而消费税则应配置给地方。除此之外，三中全会提出，中央出台增支政策形成的地方财力缺口，原则上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调节。同时提出要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这将会大大减少地方的“跑部钱进”冲动，给地方财力以更大的自主权。而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这些都将减小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营改增的试点和扩围已取得明显成效，有力推动了服务业发展，促进了结构调整，增加了社会就业。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营改增试点推进以来，前10个月共减税939.65亿元，全年减税将超过1200亿元。有关部门曾经测算，将增值税推广到全部服务业，把不动产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预计减税9000亿元左右。这也就是说，未来减税仍有较大空间。
有学者担心，随着政府支出负担的加重，增税是必然的选择。但从三中全会“稳定税负”的要求看，税收的增长和经济的增长要保持同步，完全可以打消疑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聂高民认为，改革倾向是要增强经济的活力，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其中的主要举措便是借助于结构性减税降低法定税负以带动企业的发展，进而扩大税基，真正实现“放水养鱼”。
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财税改革的方向，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根据“五位一体”总布局、总要求，在保持宏观税负总体稳定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税收筹集财政收入、调节分配、促进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的职能作用。这将在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具体到2014年，部分已经开始推行的改革需要进一步推进。预算的全面规范、公开透明仍是工作的重要着力点，政府预算改革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牵引。消费税改革也有待进一步推进，要进一步发挥消费税对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的调节力度。资源税改革的步伐也需要加快。□
推进人的城镇化路径
新型城镇化要力避单纯“经营城市”的错位做法，围绕着“人”的城镇化推进一系列改革
文/聂高民
尽管我国的“城镇化率”统计数字已达52.27%，但实际上，户籍农民真正大规模城镇化只能算初始。我国第一产业比重仅占GDP的10%左右，但户籍农民仍占到总人口的65%。即使目前总人口不再增长，未来至少仍有5亿农民(含现有农民工)要成为城镇居民，相当于今天城镇居民翻番。
城镇化严重滞后是诸多结构失衡中最大的结构失衡，是制约经济转型升级的基础性牵制。随着我国工业化的高速进程，历史留给我们推进城镇化的回旋时间已经紧迫。
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化”人方式，不能采取一次性砸毁二元堤坝方式，应通过加快分流放水的改革办法。
力促城镇化“拐点”出现
城镇化的“拐点”，标志是农民工总数量由上升开始转为下降。即每年城镇接纳落户的农民转市民数量，开始大于新增加农民工数量。这个拐点目前还未看到。数据显示，2012年农民工数量仍然增长4%。一些地方以城镇化为名，行扩建新城的冲动，和真正的城镇化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相干。
在“人”与“城”的关系上，应明确一个逻辑次序，要先有“化”人，后有扩城。离开“化”人的因素，“城镇化”就可能成为只“圈地”、不“化”人的幌子。当然，没有城镇化过程也仍然有城市建设，但若混淆城市建设与城镇化的不同性质，后果就很严重。
在推进“人”的城镇化的过程中，尤其需要把握好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规划引导和市场决定相结合。城镇化过程中的劳动力流向应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基础规律。也就是不能脱离建立在产业发展基础上的劳动力流向，逆市场设计城镇布局。在此基础上，城镇化确实需要政府规划引导，城镇布局引导，劳动力流向引导，提供公共服务引导。形成规划政策引导，市场内生动力推进的城镇化总格局。
二是要区分农民工存量数和增量数。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市民化和户籍制度改革上作了分层布局，按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四种类型进行了分类设计，突出了中小城市发展，城市均衡布局的城镇化理念。全会决定的总取向是对城镇化、市民化的促进，是对户籍制度加以改革的推动，特大和大中小四种城市类别只有市民化门槛高低之分，但不是“开门”与“关门”之分。
特大城市严格控制人口规模十分必要，但并不等于对已经承载的农民工户籍关门了事。已经承载的农民工数量，本来已经是该城市“人口规模”的存量部分，控制人口规模绝不是要把已成为存量规模的农民工都赶走。特大城市资源承载力必须考虑，但对已经承载着的正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存量，不是已经成为资源承载和就业的存量了吗？为此，特大城市户籍改革门槛可以提到很高，但不是高不可攀的关门状态。
多措并举“溶解”二元身份
农民从进城务工到迁移落户，是我国城镇化的主要路径，也是各国城市化的主要路径。这条路径的关键环节是要接纳务工居住农民在城镇落户，公平享有城镇居民待遇。
农村就地城镇化则是另外一条路径，但这需要具备条件。城市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城中村、城边村最具备条件，应在保障农民财产收益基础上，及时变村民为市民，不应该拖到城市包围了农村，城中村还是农村形态，农民还是农民身份。东部有的大城市郊区，主要靠工业和三产，“农民”富裕程度不次于城市，也可探索依存所属城市直接转化为城镇人口，使其水到渠成。
农村就地城镇化，如能把农民财产收益通过一定财产组织形式转化为工商资本进城，往往更加成功。但是，就地城镇化是在必备条件下形成的，不可能成为城镇化所依存的主要途径，不可作为“模式”套用到广大农村地区，更不能代替城镇农民工的户籍改革之路。
不管以何种方式推进城镇化，破解二元结构和溶解人的二元身份都是主要目标。在破解二元结构方面，只有到城镇户籍率超过70%时，作为体制固化的城乡二元结构，才能被彻底拆除，实现城乡之间的迁徙自由，要素交换顺畅。在这个过程中，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支持农村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就十分重要。城镇化与城乡发展一体化互为依存，也互为支持。离开了城镇化，城乡发展一体化就成了固化的静态城乡结构，也就不能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而离开城乡发展一体化，城镇化进程既不会顺利，也不能解决过程形态中的城乡关系统筹。
在溶解人的二元身份方面，相比于“地”的二元问题的复杂性，“人”的二元问题可以找到清晰的破解路径。
首先，加快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这是主要举措，也就是城镇化的核心。其次，对于暂时还不能落户的在城农民工，要稳步提高其保障水平、增加合法权益，渐进缩小与城市居民的保障与福利落差，也为户籍改革渐进积累条件。再者，对于在乡农民，以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为核心，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加快构建新型农业体系，提高农民收入，遏制城乡差距扩大。
完善设市强镇措施
为适应城镇化进程，我国城镇的设市标准、等级标准、事权标准不能长期固化，必须有适应城镇化进程的调整机制。宜以吸纳人口为主要标准完善设市强镇措施。
我国的城镇等级制度已脱离了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的变化，长期依存行政等级制度，不能适应未来城镇化趋势。按照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需要加以创新。为什么一个工业镇产业和人口已达城市规模，还只能是低于所在县市的行政级别和管理权限？未来改革要有新思路，就是把行政辖区管理的上下级概念与城镇本身的行政级别和管理权限分开对待，使辖区行政上下级不等于行政级别高低，以建立适应城镇化发展的现代治理理念。
不仅如此，还需要有推进城镇化的全国统筹机制。基于农村外出务工的全国性大流动，主要是西部地区农民工流向东部打工，形成了我国独特的工作与户籍分离，工作与社会保障分离的东西格局。西部农民工贡献了东部的工业化，但仍由西部户籍地负担外出农民工的社保养老。在重点解决农民工实现城市融合过程中，东部地区应该多承担容纳外地农民工落户的责任，不能只看到本地户籍的农民。
目前看，仅由地方主要是城市政府各自管理本地农民城镇化显然有重大局限。要加强人口迁出与迁入的联动管理，重点健全东部和西部之间城镇化的统筹协调机制。应完善相应的公共财政体制，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市民化挂钩机制，加大中央政府对于跨省迁移农民工公共服务的支持力度。全国也需要必要的组织统筹手段，加强涉及跨区域流动劳动力实现城镇化的全国性协调指导。
